忽然，电铃一响，标示卧室的牌号落下来。我兴奋地一拍卫士：“快，把茶给主席送去！

我到泽东边工作，傅连漳首先关照我的便是泽东的睡眠。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泽东吃安眠药相当厉害，几乎天天吃。睡眠是泽东的一等大事，安眠药如何使用便成了我全工作期间的一大问题。既要让他睡觉，又得让他少吃，避免上瘾。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人担不起责任，常常由卫生帮助研究安排；须不停变换安眠品，又须研究决定用药量。

他把睡觉放在第一位。他最讨厌、最恼火、最痛苦的是睡觉，最渴望、最兴、最满意的也是睡觉。他如果跟卫士发了脾气，十次有八次是因为睡觉。

睡眠

检之后，我经过认真考虑，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明确了。看来，我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将泽东从繁忙的工作中拉来，重抓好几件大事…

泽东睡不好觉，一方面是形势造成，另一方面也在个人。投革命后，严峻的斗争形势和恶劣环境不容他保持有规律的生活。特别是战争年代，只能见针，逮机会打个盹。再加上他惊人的工作情和责任心，不列极度疲劳不肯躺下。久而久之。睡眠便发生了困难。

一次。泽东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夜里，把我叫了去。

如果用过药后仍然不能睡，他烦躁。痛苦，我更焦急。有时还张。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张焦急的时候。

说泽东的睡眠是全党的大事，一般人难于理解，难于接受，其实并非夸张，特别是当大事来临之际。从周恩来总理开始，党的领袖们见到泽东边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都是问：“主席睡了没有？”“主席睡得好么？”泽东自己也说，我的个人生活只有三件大事：睡觉、喝茶、吃饭。

可是，泽东又说一句：“不许睡过四个小时。如果早晨我还迷糊，那是不行的。”

我不信。可是如今，有不少科学家经过调查统计，又认为胖比瘦好。泽东确实善于预见。

主席从来不曾表现这么严肃认真，要求又是那么苛刻。我上的汗刷地冒来。脑张地转了又转，说：“我尽力办到。不过，请主席相信我，不要再想睡觉的事。您越相信我，我才越好办到。

泽东的睡眠看似无规律，仔细观察研究，其实也有规律。甚至可以找两条规律。一条规律隐藏在他自，就是脑疲劳到极，便用手指在上画着圈喃喃“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吩咐卫士：“我睡觉吧。”还有一条规律是我从旁观察得。除遇大事可能几天不睡外.正常情况下，他的睡眠可以概括为“每天多赚四小时”或者说，泽东的一天有二十八个小时。比如。今天早七睡，中午十二起床，那么明天就可能中午十一二睡，下午三四钟起床。后天又会拖至下午三四钟睡觉。晚上九十钟起床。就这么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天”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四个小时左右。然而，还不能遏大事。遇大事他就没明没夜沦不了“天”了。

我想了想，：“行，主席。能办到。”

泽东盯住我片刻，微笑：“我相信你。”

还差两分钟了。我沏了一杯龙井茶。看来要糟，他可能睡不醒了。

走泽东卧室，他正在室内踱步，眉微皱。看见我，他住了脚，指着我认真说：“小徐，明天我有事。今天晚上你必须让我睡觉。”

“你那本书说瘦比胖好，迟早会另一本书说胖比瘦好。你信不信？”

刚熬过五十分钟，卫士轻轻来了。我一阵激动，几乎叫起来。果然，卫士小声说：“老睡着了，拿着书就睡着了…”

战争时代，我军从敌占区搞来一大瓶安眠药，是国的比妥。当时许多党和军队负责人如获至宝，专门派人送到傅连漳手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为这瓶安眠药兴，指示傅连瘴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叫任何人动用，不能多给泽东，也不能泽东一要就给。只能用在关键时刻，让泽东吃几粒，睡个好觉，以便他重大决策，或以充沛力去理那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重大事件。傅连璋护命一样护着这瓶药，一粒不敢浪费。关键时刻才取几粒送给泽东服下，让他睡一个好觉。往往上个好觉之后，泽东能连续工作几天，正确及时地解决各复杂矛盾。甚至决定历史程的重大决策。傅连璋说，从某意义上来讲，这瓶比妥为中国革命了特殊贡献哩！

我在泽东边工作，更须跟随他运转。久而之，一到晚上就来神。后来回到医院工作，便遇了麻烦。夜里睡不着，早晨起不来。如今年过甲，还是这个病，很不适应。

由于他的“一天”是超越自然的特殊的一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遇到一困难，就是如何协调大自然的一天和泽东的一天。说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间办公，其实不准确。只能说这时候不少。许多中央领导找泽东汇报工作，总要先问“主席睡觉了没有？“主席现在是睡觉还是工作？”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碰上泽东睡觉的时候。这就对不起了，只能回去等候，过段时间再来。当然，大事除外。大事可以叫醒他。泽东是党中央的心，也是国家领导的心。那时，其他领导同志都要围绕他运转。那么，他夜里宣布开会，其他同志夜里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前往参加。我到泽东边之前，是在罗瑞卿边工作，很熟悉。他曾多次跟我说过他很累，主席夜里又找他们开会了。其他与会领导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全安排好，我便在值班室坐等消息。别提有多么张焦灼。如果这些法不灵，他再要吃第三份安眠药，明天早晨就要麻烦了…

我给泽东开两份安眠药，请他先服下一份，然后照以往习惯，澡。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但不要再和卫士聊天。四十分钟后再服下第二份安眠药，看不看书随便。并且私下嘱咐卫士，第二次服药后一定要轻，主席没叫走就只。主席若睡着了，就悄悄退来。

我仍然不敢松动。天刚亮，便盯着表等电铃响。如果主席自己醒来，电铃叫人，那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七电铃仍不响，就需卫士去叫醒他…

泽东开会回来，唱了一嗓京

泽东的安眠药每天由我放他床柜上。他总想多要多吃，我不叫他多吃。他很倔犟。简单拒绝不行，必须讲明理。理讲透了他才听，才不持己见。但是，药量也不能大小，必须保证他能睡，能使他在度持久张的脑力劳动之后得到休息和恢复。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对药量基本掌握得不错，保持了主席的睡眠和工作，几十年用药并未发生中毒或成痛的情况。

来到泽东边，我很快便理解了傅连漳讲的话千真万确。泽东的睡眠确实超了一般睡眠的意义，确实是件与全党全国有关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