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放到桌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他不等了。我们的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

笆。他们应付着陌生的环境，盖起了两幢施瓦本式的房。简直跟他们的脑一样施瓦本，在两个什么都不一样的陌生地方。当房完工时，又给他们的女人造了两个施瓦本孩。

这支歌在国内很有名。可是两个星期前，歌手们越境跑了，歌就不许再唱。格奥尔格让咙里的歌和着啤酒下去。

服务生靠在树桩上，谛听着，一面打着哈欠。我们在这里不是客，我们瞧着服务生上油腻腻的夹克，这时埃德加说：关系到孩的事，父亲的什么都理解。我父亲就理解那些家伙顺手牵羊把小木人拿走了。我父亲说：他们也有孩啊，他们的孩也玩。

格奥尔格垂下，他的下底下还有第二个下。他在自己嘴里面哼一首歌：

黄得来哟像黄

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是绿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的胳膊抹去了桌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黄叶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只有屋前面的那些树木，虽然像战前在家里的时候那样每年修剪，但天空、土壤和气候不一样，长得越了施瓦本样式。

我们坐在蓬蓬的公园里，吃着埃德加的桃。埃德加说：味像胆。他脱掉鞋，用鞋跟敲开桃壳。完了把仁放在报纸上。他自己不吃。格奥尔格给了我一把钥匙，一回派我去那个夏屋。

羽绵绵

我从鞋里取钥匙。打开门，没有开灯，我划亮一火柴。泵立在那儿，瘦瘦，像个独臂人。泵上挂着一件旧夹克，下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浇壶。锄、铲、耙、剪、扫帚搁在墙边。上面沾着泥土。掀起井盖，亚麻布袋在上方摇晃。我从钩上取下袋，把书去，又重新挂好。来，从后关上门。原路，穿过来时踩坏的草地。长满地黄般朵的紫锦葵，还有，戳向空中。田旋晚间闻着有一甜丝丝的味，或者这只是我的恐惧。每一草扎着我的肚。这时，一只迷路的小母现在路上，唧唧叫着，我的鞋一到，它就闪开了。草长得比三倍，在它背上合拢。小母在这团锦簇的荒野里泣诉着，找不到路，左冲右突地奔命。蟋蟀啾啾地鸣叫着，可是母的叫唤响得多。心想，它的惊慌失措会暴我。每一株植都在目送我离去。我的肤从额到肚都在动。

金丝雀儿黄又黄

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癌，大脑萎缩，痪，血癌。

桌面得像熨斗。脸上的肤绷着。午间的狼一脑儿砸将来，酒馆里空空。工人们还在工厂里他们的铁羊和木瓜。我们又叫了一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摆在那儿。

睛没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