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父亲，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父亲准备改行蘸糖葫芦或是泥孩泥老虎，他好像不愿意败在儿手下。我刚刚十一岁。

我想得神人化的时候，父亲在我旁就会厉声喝一声：“心到哪里去了？快编！”

小轱辘是个光，有人说他快四十岁了，他自己说二十八岁。有人说他挣的钱有一半在西村一个寡妇上，他也不反驳。有人劝他把那寡妇娶了，他说：偷来的果儿才香呢。一人冬，他不远门，白日里挑着家什在周围的村里转转，夜里就来蹲窨。他没有窨不能活，窨里没他也难过。我真怕白天，白天窨里只有严肃的爹、羞怯的五叔、聋六叔，有时也许有几个闲汉来，都不如小轱辘和于大彩。我盼望着天黑。

一线寒光从窨上那块塑料薄上透下来，一滴滴晶亮的滴挂在白霉斑斑的玉米秸上，永远也不下落。父亲白天去集上探了探行情，发现蘸糖葫芦和泥孩都比编草鞋赚钱更容易。他决定我们爷俩一起改行，不编草鞋了。我舍不得离开温的地窨，合不得地窨里的闹劲儿。但父亲已决定了，我没有说话的权利。父亲去集上遭了风寒，发痛。用白面生姜大葱熬了一盆疙瘩汤，让他喝了发汗。汤上漂着绿葱叶和铜钱大的油。我盼望着父亲胃不好，不要把汤喝光。父亲胃好极了，喝得呼噜呼噜响。父亲喝完了汤，还用尖添光了盆。他满脸通红，让我下窨去把那双尖脚鞋拾掇完，明几个逢店集，让我把已有的三十双草鞋背到集上卖了。我一声不吭了家门。

于大还说过一件趣事呢，他说他有一年去夏庄镇卖虾酱，从木货市南宋家巷里，来一个吊睛条的半大脚女人，脸上搽胭脂抹粉，衣裳上灰尘不染，一看就知不是个善c那女人要买虾酱，他把挑挑过去。女人揭开桶，舀了虾酱闻了闻，说：“卖虾酱的，你往桶里撒了吧？怎么臊乎乎的？”旁边几个人哧哧地笑。于大不知厉害，骂：“臭娘儿们，我往你嘴里撒了。”女人白粉里涨张紫脸来，紫脸上镶着蓝，破了大骂。巷里涌一群群看闹的人，没人敢上去劝那女人。于大知碰上难缠的角了，想下来又怕丢面，就一句慢一句地与那女人对骂。看客愈多那女人愈神。神到火上，于大说，可了不得了！只见那女人把双手往腰里抄去，唰地腰带，搭在肩膀上，把往下一褪，世上的人都不敢睁。女人翘着，在两个虾酱桶里各撒

窨的草帘响动，我知一定是小轱辘来了。隔了一会儿帘又响，我知是于大来了。

我坐在我坐惯了的位置上，背倚着的土，看着一缕缕黑烟从灯火上直冲上去，五叔六叔瘦瘦的脸上都涂了一层蜡黄。我拿起那只编了一半的草鞋，到手拙笨得很。这是最后一夜在窨里编草鞋了。明天之后，我就要挑着鲜红的糖葫芦或是背着绿绿的泥玩跟着父亲串街走巷声叫卖了。我认为这新的职业下贱卑鄙，是靠心挣饭吃，不是像草鞋匠一样靠手艺挣饭吃。父亲因为无能才改行，我本来有希望成为最优秀的草鞋编织家，却被父亲这个绝对权威给毁了。

于大是个虾酱贩，上总带着一腥味。他有一条扁担，又长又宽，暗红的颜，光得能照人影。于大贩虾酱全靠着拉洋车练来的好和这条好扁担。他个中等，人也不是太结实的样，但传说他挑着二百斤虾酱一夜能走一百五十里路。好汉追不上挑担的。于大的扁担颤得好，颤得像翅膀一样，扁担带着人走不快也得快。于大下窨不如小轱辘经常，他卖完一担虾酱，必须赶夜路再去北海挑。他的虾酱从不卖给本乡人，有人要买，他就说：“别吃这些脏东西，屎呀呀都有。”有人说他一百斤虾酱能卖二百斤来，一是加，二是加盐。本乡人吃不到他的虾酱，大概是他不愿坑骗乡亲吧？其实一样，他不在本乡卖，本乡人就买外乡虾酱贩照样加加盐的虾酱吃。

于大五十多岁了，年轻时在青岛码上混，什么事儿都经过。他有时在窨里讲在青岛逛窑的事，讲得有滋味，小轱辘昕得神，一线线地来。我低着听，生怕漏掉一个字，生怕别人知我也在听，而且还听得很懂。父亲有时也加这事的议论中去，语秽；我心中又愧又恶心，好像病重要死一样。我不敢承认某些严酷的事实。想象别家的女人时，有时是妙的，但突然想到自家的女人时，想到所有的人都是着同样的步骤育产生，就到神圣和尊严都是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