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的。严歌苓也是的。她终生都在寻找一趣味、一审。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没劲。

失眠者严歌苓：夜晚奇遇记

黎比较好，你能看到公园里，一个老太太在满是鸽粪的长椅上读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动的地铁里，有人在读诗集——这是一趣味。这时候你能想到，国不是这样的国家。欧洲是的。”

——说的是中文，又大声，旁边的国人都看傻了。

迁徙从童年开始。

不单是她写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说，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是站在大洋彼岸；写国，是用一个在中国成长了20多年的人的心态和光，她的心态、立场永远在漂浮。

上海—芝加哥—旧金山—北京…她的文学是迁徙文学，候鸟文学。

严歌苓有严重失眠症，最长一次长达34天“思维就这么短，一下又冒来别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视觉形象也不准确，全都是非常夸张的，东西到你面前，快很多倍，哗一下就到了你面前，哗一下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你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不合适宜的痛苦与倔。

当她写一时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之时，她会去考察，但会将资料统统“化”掉，打上鲜明的“严歌苓制造”的标志。“我理解的不，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这样一个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将我化掉。”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极度失眠的状态下创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病态的、激情是非常痛苦的，你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后一气来写这个东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药，昏过去几个钟，然后又醒来，接着写，写完觉得很失败。”

他们不知给自己端盘的是多么的作家。

作家娜斯在旧金山的餐馆见过严歌苓。当时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严歌苓挥手冲队伍尾的娜斯大声说：“过来，不用排队！”

这样她和任何一个中国的、国的作家比起来，始终都有她自己的一个格局。

“国兵伊拉克的前夜，我连着几夜拿着蜡烛在街上跟人一起游行，他们都说我很天真，这么大岁数还去参加学生们的行为，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永远以为我微小的举动可以影响到一个大的举措。

“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严歌苓《失眠者的艳遇》）

“我希望自己是个边缘人，在中国作家群里，国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个随大的，我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对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国际化。”

在新书《儿与少年》的后记里，她写到纳博科夫：“把没有选择的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情和语言。”——某程度上，这可以看她自己的表述。

“到芝加哥时我30岁，那儿是我上学，打工，吃过很多苦的地方，一个让你吃过很多苦的地方，总是会让你有亲切。人总是这样，和恨是一起来的。”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当地人的幽默，喜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绮丽山，上海那小里她是瞧不上的，她喜大山大，墨重彩的景，是不是这样人的心里，注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情需要宣？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两地往返。“我从小就有一边缘人的状态，到了上海说普通话，到了安徽就说上海话。我总是希望我是一个局外人，外来客，不至完全当地文化。”

而定居的国家却让她有大的幻灭，这幻灭不因为她在那里结婚、有不错的收、过几本畅销书就可以抵消，因为“作为一个追求神贵的人，他不是质生活就可以让他满足，就能让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义啊。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寻找一于质的信念。”

直到台湾和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