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同志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笑完猛地把搂住了。他搂着她说：“我不会了。从这回之后，再不会去跟人瞎举拳了。”

下面看大戏的人哄笑起来。瞪看着笑的人们，又说：“笑啥？这叫不国。”

在台下看着看着，对红卫兵说：“等等，你那牙上又是红辣椒又是绿韭菜，不剔净就上这儿来发言。”

她是认真说的，朴同志却笑起来。

那是朴同志第二次搂。第一次是他离开四清工作队的清

朴同志都憋不住要笑了。他看看红卫兵们，也没话可回，说得正确呀。回到猪场他对说：“你以后别陪着去了。”

红卫兵们把灶台围成了个小炮楼，密不透风，一上来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该什么什磨，添，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氓”“地主儿”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后来见抬看天，他跟着抬，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筑的小炮楼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拳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前脑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他一张嘴，一个哈欠来了。他抬起，见一个喊号的红卫兵们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来，不耽误嘴里喊号。

说：“这里常斗人。过一阵换个人斗斗。台上的换到台下，台下的换到台上。前一阵把个老嬷嬷斗了一阵，老嬷嬷又聋又哑，不知人家都说她啥了，后来斗别人了，老嬷嬷又站在台下看，还是又聋又哑，见人举拳她也举举。过一阵，你也该到台下去了。也跟着举举拳，个啥号喊喊。”

他们两人都笑得止不住，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虫！棚净了，地上又满了。他们忙到夜才把床支好。窑已经是一红薯面的甜香，用红薯面打了浆把撕下的大标语糊了墙和棚。大标语的字给拆开，又重拼，拼成了天书。她说过两天去公社革委会偷白纸再糊上，就漂亮了。她走时在窑门站下了，看看他的这个新屋，愁愁地笑着说：“哎呀，这敢住人不敢？”

带他们玩了。撵不走红卫兵们，扔了扁担，回到灶台前剁菜，剁得是“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的桡鼓。她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风，叫他扯风箱。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糟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备人共有的那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象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脸面见自己。所以给害得最惨、受最多侮辱的人，最不记仇。朴同志给人叫了八年“反党老朴”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拳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几十个拳，竖在他和四周。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在就在拳中间把自己扯得象风箱一样又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他扯得经络通畅，情平和。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的手。她的手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给他屋。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棚，火光一照，一个棚都在拱动。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上兹兹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两人都了破草帽，只听虫砸在帽上，下雨一样。她在晃动的火光里笑得象个陌生人。象个野人。

红卫兵气愤了，问她说谁不国。

“还能说谁？你呗——国卫生，都不懂？”把麻线在手上绕了几圈，用力一针脚。

他明白她是不能把他带回家的。因为她知朴同志不想给扯到她那个可怕的秘密中去。他和她下来，说话行事全绕开那个大秘密。他们多亲近她也不能让他成个同谋。他和的亲近是早就开始的，谁也不碰谁就亲近得很了。老了的朴同志想，可能是他一次住的院，她说起她的儿，他就和她亲近起来了。可能还更早，从她斗争会在台下泪，让他看见，他心里现个不不净的快乐念想——从那时就开始了。他们的亲近发展得比一棵樱桃还慢。突然樱桃满树是了，他才明白两人谁也没闲着，都在偷偷上浇。季是给天天来斗争他的人来的。他们不是拖着他上街去游着斗，就是拖他到中学的戏台上去站着、跪着斗。每次学生们穿军装的绿影遮天瞥日地一来，就对他说：“歇歇也好，不用你打草去了。”见红卫兵们拖他，她说：“他好使，你们用拖他吗？”有几次斗争会她陪了他去，站在台下呼啦呼啦地纳鞋底。一个红卫兵上去讲家史，掉了泪，指着朴同志说：“这个反党作家，就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